编者按：新学期伊始，旧去新来，走进来与退出去的人们都感慨良多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批始终驻守的人们，他们在一届又一届的轮回中恪尽职守，助力一个又一个南航学子的追梦征途——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！
    打开微信，噩耗从远方传来：我的老同学沈勇璋先生于2018年7月5日下午4点57分与世长辞。异常沉重的思绪在心脑之间不断地回荡着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与沈勇璋在南航共度春秋一甲子有余，这已超过我同父辈和兄弟姐妹们相处的时间长度。1939年勇璋来到人世，那是一个苦难的年代，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大半个中国，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。日寇的野蛮行径与暴行肆虐，艰难的生活让人度日如年，幼小的他又失去了母爱……多重苦难向他袭来。但多年的磨难，却又成了照亮他人生的一盏明灯，使他早早地懂得什么是人生的真谛，什么是人生的价值。勇璋虽是“人生苦短”，但他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的追思与怀念。
　　我与沈勇璋是1956年秋跨入南航的。同学中还有比我们早来半年的，又称“春季班”的老同学，后来春秋合并了。如今南航校园内东华湖上的“春秋亭”就是这届学子为纪念春秋合并捐建的。每每经过那里，总会勾起我对这一届同学难以忘却的记忆与美好的遐想。今日见到当时一同进入南航、时间跨度达60余年之久的老同学，会倍感珍惜，情如手足。我与勇璋第一学年是在卫岗校区度过的，那里有闪闪发光的琉璃瓦大屋顶的教学大楼、宽大的阶梯教室、十分考究的实验楼、更有配有浴室的学生宿舍楼。当时，我们总是天未亮在军号声中起床，先上两节课，然后去食堂就餐，饭菜供应特别好，粮食不定量，可以放开肚皮吃，早餐还有一人一碟的油炸花生米。进南航的学子大多是“根正苗红”的穷困学生，我们犹如进了天堂一般。傍晚与沈勇璋等同学一起结伴出来，漫步在紫金山麓的中山陵园大道上，觉得世界竟是如此美好。这是我们大学五年中最美好的日子，是我们记忆中的太平盛世。1957年反右开始，我们来到了明故宫校区，我们是幸运儿，安全地度过了这场政治风暴。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大跃进，我们这些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”，碰上了一个热腾腾火辣辣的年代。
　　首先要做的事是向党“交心”，我们向党立誓不走白专道路，要又红又专。我们将一颗用红心写就的向党交心的纸粘贴在墙上，以表忠心，要永远听党的话。这为今后的人生打下了思想基础。接着，我们向明御河“开战”，同学们将进校时购置的崭新搪瓷脸盆，把当时我们视为宝贝的这一财物拿了出来，卷起裤管，跳入浑浊发黑的河水中，摆开了一字长蛇阵，用双手端着盛满臭河泥的脸盆从前往后传递着，人声鼎沸，人山人海，终于将多年沉积下来的淤泥挖干净，使明御河上的水碧波荡漾、清澈如镜。接着是大炼钢铁，在南京的小红山上建起土高炉，热火朝天、不分昼夜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要让血红的铁水照亮自己的心。再接着是搞消灭“四害”的爱国卫生运动，我们认为麻雀去吃农民稻田里的谷物是决不能容忍的，因此大家敲锣打鼓，挥舞衣衫，让麻雀在天空中不断地飞，在惊恐与疲惫中从空中掉下来，群众的智慧真是发挥到了极致。另外，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，响应毛主席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”的号召，校内开展以二级劳卫制达标为中心的体育运动。在400米的跑道上跑完3000米才算达标，这对于我与勇璋这些体力不佳的人来说并非易事，但只要你努力地跑，坚持到终点，是有可能达标的。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学，裁判员会稍稍给以照顾，他会在你未到终点时按下秒表，这样大家皆大欢喜，学校又拿下一面鲜艳的体育红旗。学校里最后一个大跃进项目是将助学金降到零，这对面临三年困难时期的学子来说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，然而困难使人更坚强，同学们阔步走向未来。
    时间很快流转到了大三的下半学期，1960年2月。南航要创建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专业（当时称为新专业），派送焦连渤、史伯元、耿文明、沈勇璋与我作为预备教师小分队去北京工业学院 （又称京工，现在的北理工）去进修。我们的关系也由同学升格为同事，虽没有工资，但我们的工龄从此开始了。学习中，令我们最有成就感的课程是 《自动调节原理》，将苏联索洛多夫尼可夫写的厚厚两本书苦苦地研读下来，这在沈勇璋身上很快结了两个“果”。一是回校后给学生辅助郑衍杲老师开设的《自动控制》课程，答疑、辅导、批改作业一揽子全包；二是长空无人机飞控参数设计，他参与设计的参数与天上实测十分吻合。我们十分珍惜北京的进修机遇，凌晨起床，从京工到北航去听课，脚下踏着的是荒凉的中关村泥土地，为了赶时间，走的是 “野猫路”，大有“世界上本来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,也就变成了路”的感觉。 （未完待续）

写于2018年7月3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