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生活处处充满矛盾，我们要学会正确处理。不能让情绪左右自己，我们要努力成为情绪的主人。
电影《盲山》里的人物，乍一看都是勤于耕作的淳朴村民：粗糙黝黑的皮肤，嘴角带着略微凌乱的胡渣，还自然地露出一丝微笑。这些都是普通人，但也不是一般人———他们是联合起来看守囚禁被拐卖妇女的村民。在这件事里，最令我愤慨的不是拐卖少女的人贩子，也不是强行施暴的“丈夫”，而是那些看似朴实的村民。是什么驱使他们掠夺一个年轻生命的自由？如果是同伴的请求，又是什么使得他们将所谓的人情看得比心底的是非、良知更为重要？
我想，学者汉娜·阿伦特给了我答案。她写了一本书叫 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，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意思：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。
纯粹的不假思索，让看似简单的举动造成了最终“恶”的后果，而这些人甚至毫无察觉，认为自己只是在例行公事。他们不仅是利益相关者，也是社会秩序的认同者,因而他们会成为屠杀者手中的刀，野兽衍生出去的触角。
看完电影，可能会有几秒钟的震惊与同情，但是人们依旧对身边的恶视而不见，视而不见的恶，就是平常的恶。平常的恶，不是指小恶，而是指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中，发生在公共领域之中，却不为人们所关心，不为千夫所指的恶。人们公认的正义与理想价值在社会中不再适用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行的有利于生存的实用价值，如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，在公认的普世价值之下原本应当被认作是恶的行为，却可以以各种借口而存在。
如果《盲山》例子不够鲜明的话，那么艾希曼的例子绝对不失为经典。阿希曼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热爱康德并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，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残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。在他看来，服从上级希特勒的命令是他应尽的义务，他将这种命令代替了内心的良知和理性的判断。1960年，艾希曼被逮捕归案，他也曾借“服从命令”之名开脱罪行，称自己“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，只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。”当邪恶的命令来自权威，不假思索的人就会基于服从权威的盲目，漠视良知发出的道德指令，使得道德抑制弱化甚至丧失，从而无障碍地选择邪恶的行为。
西谚云：“没有一滴雨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。”社会罪恶的制造链条很长———下达命令者、直接实施者以及装聋作哑的看客，都是罪恶链上不可逃脱的一部分。当身处链条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看到链条的全貌时，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。即使有良心的不安，也会将责任推给权威。用角色开脱罪行，便利在于角色中的“我”不再是我，而是一个被迫接受命令的下属，是一个巨大猛兽（罪恶的开端者）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。恶是摧枯拉朽的，“我”可以从恶如崩。而这种人，似乎都忽略了“良知是最高准则”这一点。
孟子曰：“所不虑而知者，良知也。”良知是人生命中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，经年累月地藏身于某种制度化的角色中，而其人性是否会不自觉地在一次次执行命令的过程中被 “劫持”？阿伦特说道：“思考赋予人们度过关键时刻的力量，从而防止灾难性的后果。”在此所说的思考，其实正是唤醒良知的过程。靠自己的力量，从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，恢复成一个独立完整、为自己负责的人，从制度的深井中爬上来，在更广阔的天空下，看雨滴如何汇成洪水。
如今，很多地方仍有不少不假思索的梦游者，在角色的催眠下浑浑噩噩地游荡。面对平庸之恶，人们选择沉默、不作为，既不与恶为伍，也不反抗恶，一味顺从，他们这种平庸的表现让冷漠这一社会病毒四散传播，侵蚀人体。所以，社会需要“呐喊者”，去唤醒那些在很多大事大非面前不假思索的人。
电影《盲山》里的人物，乍一看都是勤于耕作的淳朴村民：粗糙黝黑的皮肤，嘴角带着略微凌乱的胡渣，还自然地露出一丝微笑。这些都是普通人，但也不是一般人———他们是联合起来看守囚禁被拐卖妇女的村民。在这件事里，最令我愤慨的不是拐卖少女的人贩子，也不是强行施暴的“丈夫”，而是那些看似朴实的村民。是什么驱使他们掠夺一个年轻生命的自由？如果是同伴的请求，又是什么使得他们将所谓的人情看得比心底的是非、良知更为重要？
我想，学者汉娜·阿伦特给了我答案。她写了一本书叫 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，不过此书的副标题更有意思：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告。
纯粹的不假思索，让看似简单的举动造成了最终“恶”的后果，而这些人甚至毫无察觉，认为自己只是在例行公事。他们不仅是利益相关者，也是社会秩序的认同者,因而他们会成为屠杀者手中的刀，野兽衍生出去的触角。
看完电影，可能会有几秒钟的震惊与同情，但是人们依旧对身边的恶视而不见，视而不见的恶，就是平常的恶。平常的恶，不是指小恶，而是指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中，发生在公共领域之中，却不为人们所关心，不为千夫所指的恶。人们公认的正义与理想价值在社会中不再适用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行的有利于生存的实用价值，如利益逻辑与暴力法则，在公认的普世价值之下原本应当被认作是恶的行为，却可以以各种借口而存在。
如果《盲山》例子不够鲜明的话，那么艾希曼的例子绝对不失为经典。阿希曼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热爱康德并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，但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残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。在他看来，服从上级希特勒的命令是他应尽的义务，他将这种命令代替了内心的良知和理性的判断。1960年，艾希曼被逮捕归案，他也曾借“服从命令”之名开脱罪行，称自己“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，只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。”当邪恶的命令来自权威，不假思索的人就会基于服从权威的盲目，漠视良知发出的道德指令，使得道德抑制弱化甚至丧失，从而无障碍地选择邪恶的行为。
西谚云：“没有一滴雨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。”社会罪恶的制造链条很长———下达命令者、直接实施者以及装聋作哑的看客，都是罪恶链上不可逃脱的一部分。当身处链条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看到链条的全貌时，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。即使有良心的不安，也会将责任推给权威。用角色开脱罪行，便利在于角色中的“我”不再是我，而是一个被迫接受命令的下属，是一个巨大猛兽（罪恶的开端者）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。恶是摧枯拉朽的，“我”可以从恶如崩。而这种人，似乎都忽略了“良知是最高准则”这一点。
孟子曰：“所不虑而知者，良知也。”良知是人生命中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，经年累月地藏身于某种制度化的角色中，而其人性是否会不自觉地在一次次执行命令的过程中被 “劫持”？阿伦特说道：“思考赋予人们度过关键时刻的力量，从而防止灾难性的后果。”在此所说的思考，其实正是唤醒良知的过程。靠自己的力量，从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，恢复成一个独立完整、为自己负责的人，从制度的深井中爬上来，在更广阔的天空下，看雨滴如何汇成洪水。
如今，很多地方仍有不少不假思索的梦游者，在角色的催眠下浑浑噩噩地游荡。面对平庸之恶，人们选择沉默、不作为，既不与恶为伍，也不反抗恶，一味顺从，他们这种平庸的表现让冷漠这一社会病毒四散传播，侵蚀人体。所以，社会需要“呐喊者”，去唤醒那些在很多大事大非面前不假思索的人。
